书摘｜张炜：为孔子一辩

孔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标志性人物，也是分析、理解中华文明的关键性人物。有关他的文献，浩如烟海；历史上对他的评价，常有云泥之别，普通读者很难识得一个真实的孔子，更不用说了解、掌握他思想中的精髓，以及在当下的时代价值。作家、文化学者张炜在新书《为孔子一辩：正儒与伪儒》中深入剖析正儒、伪儒之别，逐一揭去时间、历史笼罩在孔子身上的面纱，在层层递进的逻辑分析与中西方文化对比中，将孔子及儒学历久弥新的思想精髓娓娓道来，是一次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深入溯源与全面展示。

《为孔子一辩：正儒与伪儒》

张炜 著

齐鲁书社

文｜张炜

圣人何须辩

“为孔子一辩”之说，初看多余且有点可笑。因为孔子已经是圣人了，从古至今有过无限诠释，该说的话不仅说透了，而且重复万千，何须一辩？

是的，正因为如此，才需要一辩。我们都知道物极必反的道理：一人成圣，受到最大推崇，就一定会受到最大反对。这两种力量形成对冲，结果是七零八落，最后复杂到一言难尽，让人不知怎么办才好。

具体来说，起码有下面几个理由要讲一讲。

首先是孔子离我们实在太远了，留下的真实可靠的记录本来就不多，再加上古简晦涩，要确定指认就更加困难。比如得到一致确认的儒家第一经典《论语》，这部由孔子弟子、后学编成的对话录，区区万余言，几千年来围绕它的言说文字却汗牛充栋。这么多不尽相同的观点，无数的延伸、开发和辨析，我们该怎样梳理和采信？

原典可供解释的空间越大，衍生的余地就越大，不同的解释者因为不同的学养、立场和心术，会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。不同的人和不同的阶层，出于不同的目的，都在作出自己的解释，这是难免的。

几千年来，总的来看，知识人对孔子的推崇多于贬抑；统治者对孔子的借重和肯定更不需多言。从大的方面看，知识人和统治者对孔子全都给予拥赞，但二者的指向和用心，许多时候并不一致。知识人虽然成分复杂，大致上还是侧重学问与道德；统治者的见识与胸襟各有不同，但总体上还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。

知识人致力于孔子的学问，为了得到公权力的支持，经常突出解释有利于权力的一面，这就让统治者听得入心，然后加以采纳。这时至少从表面上看，知识人与统治者是想到了一起的。

学术有了公权力的支持，声音就变得强大。但事已至此，这会儿的“孔子”就不是原来的“孔子”了。

“孔子”作为公权力的一部分，成为王权统治的一件法器，受压迫的被统治者当然是反感甚至愤恨的。这就有了几千年演化出来的另一条线索：反孔。反孔的目的是破除精神枷锁，进而推翻奴役和统治，那么一旦达到了目的，还会继续反孔吗？那就不一定了，一般来说要视情况而定。总的来说，新的统治者会往尊孔的方向发展。

就民众而言，孔子及其学说是偏向仁恕和保守的，也就不再深究，尊崇无害。

由此可见，“尊孔”是千百年来积累而成的、巨大的文化与社会潮流，一路涌荡下去，一直到了今天：数字时代。

这是一个后现代、后工业的信息时代。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是解放的、科技的，是偏向激进和面向未来的。于是，现代人特别是年轻人，虽然满耳都是“孔子”二字，听得两耳生茧，内心里对孔子其实是并不重视的，甚至有些不屑。

他们不相信孔子，不读且“不以为意”：儒学？不就是那一套嘛。

到底是哪一套，却没人细究。无比匆忙的数字时代，人们实在是太忙太累了，各种信息压迫让人几近崩溃，谁还有时间有心情去过青灯黄卷的生活、深入儒学特别是“孔子”的内部，探求他的本质？

只凭印象就可以了，固有的形象已经确定，主体认知早就完成：孔子属于反对现代的保守势力，是讲究秩序、维护等级、阻碍改革和进步的人物。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，今天如果不是出于特殊原因，不是另有所图，谁又会继承和践行他的思想？

真的是这样吗？

现代人是不是搞错了？

如果错了，又错在哪里，疏失了什么？

爱是多大的冒犯

以“爱”和“爱人”为核心，这是多么平和、多么易懂的学说，谁又会公然反对？

是的，抽象的“爱”，作为一般的说辞去号召去渲染，不光不具有侵犯性，还能博得很多好感。但是，一旦将“爱”和“爱人”真正地施于生活，处处变得认真起来，带来的麻烦就大了。

因为春秋时代是一个丛林社会，说到底是由狠人统治的。狠人获得和管理这个世界的方法，无非就是杀戮和掠夺，这没有什么可怀疑的。他们哪有什么怜悯和爱惜。不仅是春秋，在一切丛林之地，这样的生存法则都是不会改变的。

对专制王权说“爱”和“爱人”，这显然是最大的冒犯。仅仅是说一说倒还好，如果在他们眼前真的实施起来，有一些细致的步骤和方法，那简直就是找死。孔子一生都因此而面临生死之险，他是靠了极大的克制和生存智慧才活下来的。“伴君如伴虎”，孔子一生伴虎，这些他当然知道。

不仅是孔子，儒学的弟子们，一些忠实的后来者，只要称得上“正儒”的，无不是这样的命运。那些强韧的入世者常常像孔子一样，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，结果也就一次次大难临头，如董仲舒、韩愈、苏东坡，还有很多，都险遭杀戮。这些人后来也学先师孔子那样，有所规避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这才勉强存活下来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

“爱”和“爱人”，说到底与专制王权是水火不容的。

强权者真正的顽敌其实只有一个，那就是“爱”和“爱人”者。

“儒学”的核心既是这样，它与强权也就是不共戴天的关系了。可残酷的现实是，从长远来看，它们之间谁也消灭不了谁，于是就得想办法共处。王权专制集团想出的方法是改造和歪曲“儒学”，而“儒学”想出的办法是哄骗强权，声东击西，伪装自己。这二者从某种意义上说、从表面上看，好像是在“相向而行”，于是作为旁观者的大众也就被搞糊涂了。

千百年来，儒学被这样严重地污名化、有效地曲解和阉割，可以说它自身也有责任。也就是说，“儒学”并不是无辜的。它的继承者为了生存，不得不做出许多妥协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，也是可惜的。“伪儒”的形成，有强权者硬性强扭和使用的原因，也有大儒们自己的屈从和迁就，由他们的机会主义心态所致。

“爱人”即对人的爱惜与呵护，与它对立的另一个极端就是杀伐。我们知道人的生命只有一次，生命才是最宝贵的。看专制强权的残暴程度，沉重的赋税、苦役，严厉的辖制，这些都是判断指标；还有最直接、最简明的量化指标，那就是杀戮记录。大开杀戒，无论有多么堂皇的借口和理由，都掩盖不了极端残暴的嗜血本质。

孔子所处的时代是怎样的？君王野蛮残忍，民众如草芥蝼蚁。君王去世，奴隶殉葬。在这样鲜血淋漓的“语境”中奢谈“爱人”，会是多么刺耳。这究竟需要多大勇气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我们不难想象，专制者最想剪除的，就是不停地宣扬“仁者爱人”的人。

只要言不离“爱”和“爱人”，那么对王权专制者就已经不是劝说了，而是一种挑衅，是发泄，是揭露，更是仇恨和诅咒。这等于告诉整个社会，人的生存权与专制王权是势不两立的。关于“爱”和“爱人”，一旦进入生活细节的维护和强调，对暴政集团就是一种无处不在、无时不在的反抗。

春秋战国时代，尤其不适合谈“爱”和“爱人”。从本质上看，统治者对这个话题是极为忌惮的。孔子活下来就是一种万幸，他要在君王的支持下推行“仁治”，想想看会有多么难。所以他当年处处碰壁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。他最后能够毫发无损地回到老家，做一些学术工作度过一生，已经算是难得的善终了。

孔子毕竟有贵族身份，有知识，有名望，这在当时都是存活下来的条件。他小心地使用这些条件，然后就开始了自己的冒险生涯。他的一生是不断遭遇危险的一生，也是不断挑战的一生。他已经在全力抓住机会了，而且不可能做得更好了。

孔子和他的众弟子有身份与学问的掩护，这让他们在鲁国和其他国家有一些活动的空间，有一定的“市场”。其中的原因主要还在于另一方面，即他们所倡导的以“爱”为核心的学说，在人心与社会上引起普遍共鸣。人性是共通的，大众无论多么草芥、多么无知，“爱”作为一种语言，感召力和通用性还是最强的。人们都能听得懂，这就有了向往和共情。这种人性中普遍存在的共情力，最终保护了“儒学”。

君王们要公开否定“爱人”说，也需要三思而行，有所忌惮。君王们一边敷衍并与儒者周旋，一边想办法“转化”。

历史的选择

凌厉的法家走向了秦国政治舞台，特别是商鞅、韩非子和李斯等人的加入，使这个西部诸侯国一变而为“强秦”。残酷变法，血染大地，触目惊心，为人类历史所罕见。一个铁血帝国矗立起来，犹如丛林跃入一只猛兽。

齐国与秦国形成对应，一东一西，可谓两个极端。比起秦国的黄土高坡和峻烈酷冷，齐国地处半岛，是一个湿润的海洋性国家，风气开放浪漫。这里有百家争鸣的稷下学宫，会集天下学士多达千人；有人口稠密的都城，有最发达的工商业。中国的冶铁术和丝绸业从这里兴起，鱼盐之利，富甲天下。齐桓公管仲时期已“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”，对内施行“九惠之教”，老人、儿童、孤寡等弱势群体都得到援助。即便到春秋后期衰落了，齐国也仍然是千乘之国。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，齐国的文明程度皆在各国之首。

今天说到足球起源，要提及临淄；谈艺术更无法略过：仅仅一支吹竽的合奏团就有三百人，还有盛大的《韶》乐的演出。市民的富足及精神风貌，史书上有浓墨重彩。司马迁说到齐国人，用了三个词组：“宽缓阔达”“足智”“好议论”。

秦国施行商鞅“驭民六术”：弱民、愚民、疲民、辱民、贫民、虐民；什伍连坐，大辟、开凿头颅、拔取肋骨、水煮油炸、车裂、腰斩，无所不用其极。“一日临渭而论囚七百余人，渭水尽赤。号哭之声，动于天地；蓄怨积仇，比于丘山。”(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裴骃集解引刘向《新序》)经过极端的变法，建立起一个铁血秦国，“横扫六合”，最后一个是齐国。齐国几乎没有武力抵抗，因为在悍厉的铁蹄之下，生死对决已无意义。

冷兵器时代，野蛮战胜文明几成定律。大炮等火器发明之前，游牧铁骑对内地的征战，像秋风扫落叶一般。这是不可更易的人类历史。文明最终战胜野蛮，还要假以时日，等待科技发展产生质的飞跃。秦的崛起就属于这之前的章节，一切并无突兀。

事实上，东方还在诗声盈耳之时，西部已成铁血之都。

让我们再看一些事例。当时的鲁国，孔子已极力反对陶俑陪葬，因为看上去太过像人，令人哀伤。而秦国活人殉葬既成范式，直到孔子去世后的秦献公时期才勉强废除。可惜仍是一纸空文，因为冷血固在。秦始皇刚刚即位就开始兴建陵墓，从全国征用七十万人，最后修墓者被活活埋掉，还杀掉大批宫女侍童、少男少女。

这个帝国发生的有名事件是“焚书坑儒”，烧毁和埋葬文明。有人曾辩白，说当时烧掉的并非全部书籍，活埋的也不是全部儒生：保留了医书和律书、部分读书人。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，因为秦律和个别有用的书生总要留下。

文明的倒退难以量化，后人可以通过考古，将殉葬的少男少女人数、时间和地点记录下来。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，它发生在秦国，即今天有人仍在声声呼叫的“大秦”。

从此破除分封制，车同轨书同文，统一度量衡。世界其他地方没有做到，比如欧洲，就没有做到。不过秦国的统一是暂时的，成为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。

“天下苦秦久矣”，这样的暴政不可能长久。它完结了，但是它遗留的铁血文化却是顽固的。

如果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游走在咸阳街头，说着“仁者爱人”，那将是不可想象的。孔子他们的车队没有驶到那里，真是一种幸运。

儒家还要等待时机。历史会给他们机会。因为人类只要存在下去，“爱”就会存在下去。一个以“爱人”为核心的学说可以被改造，却永远不会被断绝。

（本文摘选自《为孔子一辩：正儒与伪儒》，内容有删节）